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已经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系列中，文科传统的三大门类里惟独缺少中国通史。与此同时，在一些重点高校的历史系，成书于六七十年代的教材还被作为古代史教学的指定用书。旧教材有什么样的“长生术”？新教材为什么迟迟不露面？请关注——
前一段时间，个别媒体将中学历史教材有多处硬伤炒得沸沸扬扬。当初第一个站出来发表质疑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黄安年教授事后说：“不要纠缠在现行中学历史教材的‘硬伤’上，那容易改正；我更希望的是有一部面向21世纪的高质量的中学历史教材。”据了解，高等教育出版社近年推出了一套“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系列”，专业包括中文、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学、财会、管理、地理、物理、数学、医药、力学等，偏偏找不到“面向21世纪”的大学历史教材。记者从高等教育出版社进一步了解到，估计到2001年的春夏时节，一套6卷本的《中国历史》才有可能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与读者见面。这套教材的责任编辑告诉记者，《中国历史》无论是体例的完善、还是内容的充实都是高教社教材出版史上少见的。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新”上。一是观点新，如不再将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二是材料新，如通过全球敦煌资料网络引用藏于国外的史料；三是体例新，如加大了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方面的内容。
那么，眼下能够看到的通史教材有哪些呢？
清华大学图书馆“教育部国内新教材样书室”收藏有自1990年以来出版的高等院校现用新版、修订版教材。记者在历史类教材区搜寻了一遍，值得一提的只有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和一套高教社出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专业系列教材》。记者随即走访了高等教育书店，那里的情况好一些，除了上述两套教材外，高教社还出版了朱寰主编的《世界上古中古史》（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王斯德、钱洪主编的《世界当代史》，詹子庆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97年7月第2版），陈旭麓主编的《中国近代史》（1987年12月出版），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1989年出版）。其它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有：李世安编的《世界当代史》（“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人民大学出版社），潘润涵、林承节编的《世界近代史》（北大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另外，在海淀国林风书店里还可以找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的《世界史纲》（“国家教育部指定面向21世纪教材”，马世力主编，上下册），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通史教程》（齐涛主编，共3卷）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李侃、李时岳等编，第4版）以及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1994年修订版），张传玺主编的《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
表面上看去似乎很繁荣，其实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请看下面的对比：跻身“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只有世界史和中国现代史；获奖教材名单中也没有中国古代史的名字。还有两点需要补充：一是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出版之初每年发行量3000册，现在每年8000册，不少高校历史系世界史专业还将其指定为考研主要复习参考书；二是马世力主编的《世界史纲》还配有《世界史纲计算机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高教社制作），其中收集了大量专业教学中所需的文献资料、名词解释、专题介绍、图片、地图、影视录像、题库等。
相形之下，中国古代史教材明显有些落寞。据记者了解，北大、人大、民族大学历史系本科生上课沿用的还是成书于1979年的《中国史纲要》（最初是4卷本，1962年至1966年分别出版了第三、第四和第二册，1978年第一册最终完成并出版。第一册的秦汉部分于“文革”前写成，未及修订。1980年变成2卷本，1994年修订过一次）。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举步不前？不是，改革开放以来古代史学界成果频频，欣欣向荣。是古代史学者“述而不作”吗？看看由白寿彝先生主编、达十几卷之多的《中国通史》（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和由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的20卷本《中国全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古代部分，就知道答案是否定的。记者翻开《简明中国古代史》，在出版说明中，主编张传玺先生叹息：“诚如大家所说：‘写繁本不易，写简本更难’”。在本来处于边缘的历史教材家族中，世界史甚至中国近现史都已变成“宠儿”，而中国古代史却是繁华中的寂寞，怎一个“难”字了得？
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帆副教授参与了高教版《中国历史》古代史部分的编写工作。他认为，一部好的古代通史教材首先篇幅不能过大；其次要有一个好的框架结构，既要做到全面，又要抓住特点并由此带动相关时期的整个历史；第三如果要体现新的学术成果，就得把握好度的问题，不能“新”得经不起推敲。他说，比较理想的情况是：高水平的主编与各断代专家合作，反复论证编写结构；编写队伍控制在5到6人，全书字数最好不要超过80万。
设想无疑是美好的，然而事实上能做到的却很有限。
以即将出版的《中国历史》为例。据记者了解，因为高校压缩基础文化课课时，而计划明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篇幅大、内容多（原计划40万字，实际字数超过250万），经验不丰富的年轻教师不容易把握好进度，可能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教学任务。它的责任编辑之一也不否认各分册的主编之间缺乏交流和协调，分册与分册之间内容上密度不均匀。另外，《中国历史》价格不菲，部头又大，难以做到学生人手一套。
张帆透露，高校教师中不少人编书已经编“伤”了，变得很“油”，东抄抄西抄抄，还不让别人轻易看出出处来。有的教师本来打算把自己实践多年的讲义编成教材，但是从讲义到教材还有一大段距离，所以最终不得不放弃。大学中国古代通史难得见到最新推出且质量又好的教材，与这种不良状况有直接关系。
记者最初听说北大、人大、民族大学仍然使用《中国史纲要》时感到不解，觉得它已经十分陈旧，然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说这套老教材篇幅适中，基本线索和概念清晰，经过取舍仍然是一本好教材。沿用老教材的现象可以理解为：老教材确实好，但从另一个角度，又可以明白无误地理解为，除此之外，真正高质量又适合作教材使用的书，实在太少了。
